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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文学习:二十四史简介

本文摘要:《史记》《史记》最初没有牢固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原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约莫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卖力治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计划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侯,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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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史记》最初没有牢固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原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约莫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卖力治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计划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侯,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受苦,十岁开始学习其时的古文,厥后随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随处考察奇迹,收罗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开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观察,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厥后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行缺少的条件。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援军,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

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牢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越发发愤写作《史记》。

约莫在征和二年,基 本上完成了编撰事情。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史记》是一部贯串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

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差别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其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观察获取的质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质料泉源。特别难得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质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

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接纳阙疑的态度,或者纪录种种差别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富厚。

《汉书》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

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另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

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汉书》包罗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

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厥后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纪录的时代与《史记》有交织,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门,《汉书》经常移用《史记》。

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质料取舍尺度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执法制度的沿革和一些详细的律令划定。《地理志》记载了其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生长状况、民情民俗的纪录越发引人注目。

《艺文志》考证了种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载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 但内容越发富厚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钱币的情况,是其时的经济专篇。《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

后人很是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种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载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其时的权要制度和权要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品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

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尺度,正是值得肯定的。

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力难读。

《后汉书》《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

身世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

《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医生,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

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王谢之后自居,生性孤独,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冒犯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配合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侯,有人告密他到场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门流传了下来。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信的优点,删繁补缺,整齐故事,逾越众家,厥后居上。

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 ,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三国志》《三国志》,六十五卷,包罗《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纪录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

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死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泛起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卖力搜集质料,编写蜀史。

《蜀书》的质料是由陈寿收罗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使用的他人结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难题,内容显得不够充实。

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相识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练,剪裁恰当,其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须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纪录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占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

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晋书》《晋书》一百三十卷,包罗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纪录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罗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盘据政权的兴亡。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很是重视史书的撰修事情,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足的。

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举行了品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援,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相比的。

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接纳小说条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谬绝伦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

《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历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美的倾向。因此,后人品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凭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门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各志工程庞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

《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生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

他笃志勤学,念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身世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履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生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南齐书》文字比力简练,文笔流通,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续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制止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多数写有序文,借以归纳综合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梁书》《梁书》纪录自梁武帝萧衍开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

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事情。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事情中,充实使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事情。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练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美与浮泛,继续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难得的。《陈书》《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纪录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先容,可以参阅。《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此外建树,或许与此有关。

《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魏书》《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

北齐魏收撰。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徒,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团体,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设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氏族建设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为代王,重建政权。

拓跋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竣事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势。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革新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到达壮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牢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糜烂和人民的反抗而瓦解,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坚持的政权。

《魏书》纪录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拓跋时就曾下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魏书》在流传历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划分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灵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衔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

”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北齐书》《北齐书》,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李百药撰。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荡的叛逆浪潮,后身世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向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

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设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坚持,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

它虽以纪录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死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身世仕宦之家。

李百药从小勤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天子。

《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历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

《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为我们相识东魏、北齐历史提供了一部断代史著作。《周书》《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到场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身世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团结关陇地域的汉人豪族武装,建设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月魏建周,史称北周。

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罗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设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破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周书》由于凭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纪录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设,建设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团体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相识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南史》《南史》是合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为一编的纪传体史著,记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述南朝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

《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李大师(公元570--628年),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

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断代史,相互伶仃,记事重复,又缺乏联系,计划接纳编年体,撰写《南史》与《北史》,使南朝与北国各代的历史,划分统编于这两部史著之中。隋末,李大师曾到场农民起义首脑窦建德建设的夏政权,任尚书礼部侍郎。

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所撰《南史》与《北史》未能成书。今后,由李延寿继续撰成,合称为《南北史》。李延寿,字遐龄,生卒年月已不行确知,约莫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唐初历史学家,曾任崇贤馆学士,官至符玺郎。唐太宗时,李延寿曾到场《隋书》纪、传、志和《晋书》的编写,又参预唐朝国史的编纂事情。

但他主要成就在于承接其父未竟的事业,完成《南史》与《北史》的写作。《南史》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删繁就简,重新编纂,成为史林新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南史》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

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纪传。本纪中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中除专传外,列“类传”九种。

《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职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职位,过多接纳祖传形式。例如将差别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月,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南史》《北史》中,某些传文亦有重复现象。《北史》《北史》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记述北朝从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齐(包罗东魏)、周(包罗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

作者李延寿,唐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史官,到场修撰《隋书》、《晋书》,并另外著有《南史》。《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其时所见种种杂史,增补了不少质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究竟体例完整、质料充实、文字简炼,在子女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

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相互增补的作用,不行偏废。《隋书》《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配合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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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事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死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罗致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

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朴直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血,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再次,《隋书》生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纪录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门甚至追溯到汉魏。

《旧唐书》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载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罗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其时的宰相赵莹卖力监修。赵莹立刻组成修纂班子,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可是,由于肃宗以后的国史尚未编出,宣宗以后的实录也未修成,所以《旧唐书》的作者在修《旧唐书》时,唐代晚期的史料相当缺乏。虽然作者曾做过不少搜集史料的事情,但由于成书匆匆,所以对于唐代晚期史事的记述,仍显得粗拙,在质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简练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险些被人们废弃。

等到明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广泛流传开来。《旧唐书》传布历程中的兴衰,既反映了它的缺点,也说明它有自己的优点,非《新唐书》所能取而代之。《新唐书》《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罗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

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其中列传主要由宋祁卖力,本纪、志、表主要由欧阳修卖力,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到场推行“庆历新政”的运动,被贬为父母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事情,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列传与本纪、志、表合在一起时,并没有经由严格的整齐划一。《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首先,《新唐书》的作者对志下了一番功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仪卫志》、《兵志》。其他几个志也各增补了新资料,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

《旧五代史》《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这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

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成书如此迅速,主要在于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同时也因为去古未远,可资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范质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实录简编——《建隆五代通录》,从而为修史提供了极大便利。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破裂盘据时期。

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设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域相继泛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域另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设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纪录的就是这段历史。《新五代史》《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

撰者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约莫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至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的十八年间编成此书。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首脑,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学家,衔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

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批驳”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式,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定时间顺序排列。《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罗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

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接纳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批驳”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

又如凭据死者忠的差别水平,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划分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浊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本书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盘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详细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门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缺,更是不足为训。

但《新五代史》后出,接纳了实录以外的条记、小说等多种质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尤其对十国部门的增补。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十全十美,结构严谨,选材讲求,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放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优点。

平心而论,两部《五代史》各有短长,可以互为增补,不应偏废。《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

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论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几多裨益。《宋史》《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全书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四百九十六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元朝末年,丞相脱脱主张划分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这一意见获得元顺帝的同意,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开局,三史同时修撰。经由二年半时间,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急忙成书。

《宋史》是在原宋《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两宋时期,史官组织完备,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书籍流传和生存都较为便利,积累了大量史料。这就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可是由于《宋史》修撰者急忙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实的考订、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相互矛盾等,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庞杂杂乱之称。只管《宋史》存在不少缺点,可是它卷帙浩繁,仅《列传》就有二千多人,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叙事详尽,就史料的学术价值而言详胜于略。同时《宋史》的主要质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险些全部佚失了,而《宋史》是生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辽史》《辽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罗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

本书较系统地纪录了我国古代契丹族建设的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并兼载辽立国以前契丹的状况,以及辽死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概况,是研究辽和契丹、西辽的重要史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国之初,依仿汉人制度,设立监修国史官,而且模仿中原的做法,撰修《起居注》、《日历》、《实录》等。

辽代曾先后四次撰修实录。金朝建设后,很注意总结前朝的兴衰得失,着力修撰《辽史》,前后撰成两部《辽史》。第一次是熙宗皇统年间(公元1141--1149年),耶律固主持修纂,最后由萧永祺完成,此《辽史》有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但未曾刊行。

第二次撰修《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陈绎曾分撰,从至正三年四月开始撰写,四年三月即告脱稿,仅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这是因为前人所撰《辽史》和实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般人认为,元修《辽史》失之简略,但不应否认它特有的优点。《辽史》的志、表多有特色,其中一些志、表是其它正史所没有的。

《金史》《金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以后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划分议论过修史的事,都因义例难定未付诸实行,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议“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划分撰修。

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三史的都总裁官是右丞相脱脱,到场修《金史》的有铁木尔塔识、张起岩、欧阳玄、王沂、杨宗瑞等,其中欧阳玄的孝敬最为突出,他制订《金史》撰修的发凡举例,书中的论、赞、表、奏皆他属笔。《元史》《元史》是系统纪录元朝兴亡历程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成书于明朝初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死亡,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洪武二年,以宋濂、王为裁、汪克宽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史局于南京天界寺,举行编写。

从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修成顺帝以前各朝的历史,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明朝政府派欧阳佑持等十二人到全国各地征集顺帝一朝的资料。

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仍由宋濂、王任总裁,但纂修人员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这一次纂修共十五人,只有赵埙曾到场第一次事情,其余都是新人。八 月书成,共五十三卷,历时一百四十三天。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由统一加工,共二百一十卷,内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

两次开局共历时三百三十一天。朱元璋在开国之初,立刻着手组织《元史》的编纂,而且在很短的期间成书,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图是以此来说明元朝的死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元史》问世后,许多学者对它表现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猛烈否认态度的一个。对于《元史》的品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事情过于马虎,没有认真的融合领悟,基本上都是使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

可是,只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元史》仍是我们今天相识、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明史》《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包罗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

它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纪录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

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经由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质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练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

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领悟、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到达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应冗长而生厌。《清史稿》《清史稿》,近人赵尔巽主编。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

先后到场缩写的有柯劭等一百多人。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门,共五百二十九卷。本书的编写刊行虽在辛亥革命以后,但由于编写者大多为清室的遗臣遗民,是站在清王朝的态度来写清朝史,更因为本书成于众人之手,相互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又不认真校对,是以体例纷歧,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

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本书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帝,下至宣统三年清朝死亡时为止。

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本书大部门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搜集起来,开端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获得比力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尚有所本。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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